马光一笑说：“看人？难道我是鬼吗！”司马光自己不纳妾，不留恋声色，对同事私通歌妓也很反感。他在出任定武从事时，同僚但凡私幸营妓，都得搞“地下工作”，偷偷摸摸地进行。一次，他听说有同僚在寺庙私会歌妓，就前去“捉奸”。同僚吓得六神无主，叮嘱歌妓越墙逃走。歌妓胆小，不肯跳墙，就匆匆忙忙地钻进和尚的床里。同僚见了司马光，终是害怕，只好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实情。司马光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时，居所极简陋，于是另辟一地下室，读书其间。当时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阳，宅第非常豪奢，中堂建屋三层，最上一层称朝天阁，洛阳人戏称：“王家钻天，司马入地。”司马光的妻子去世后，清贫的司马光无以为葬，拿不出给妻子办丧事的钱，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，尽了丈夫的责任。俗语说：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。在封建社会，大多数人苦读寒窗，跻身仕途，无不是为了显耀门庭荣华富贵，泽被后世荫及子孙。可司马光任官近40 年，而且官高权重，竟然典地葬妻，在这些人面前，司马光的清廉更显可贵。嘉祜八年三月，宋仁宗诏赐司马光金钱百余万，珍宝丝绸无数，但司马光不为所动。司马光年老体弱时，其友刘贤良拟用50万钱买一婢女供其使唤，司马光婉言拒之，他说：“吾几十年来，食不敢常有肉，衣不敢有纯帛，多穿麻葛粗布，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？”仁宗在位时。王安石上书论政，长达万言。在此万言书中，陈明他对改革财政的基本原则，“因天 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，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。”他说自宋开国以来，政府即感 财力不足之苦，此皆因缺乏一良好之财政经济政策。此等政策之所以未为人所想到， 只因为没有伟大的人与他共谋其事。仁宗皇帝把他的万言书看完就置请高阁了。在随后英宗皇帝当政的短短四年之中， 王安石又蒙思召，但是他辞谢不就。因为仁宗无子， 仁宗驾崩后他曾奏请免立英宗，因此他心中感觉不安。后来英宗之子神宗即位， 立即任王安石为江宁知府，九月又将他拜为翰林。圣命一到，王安石立即拜受官职。但是七个月后才成行。王安石到达京都不久，司马光就和他在神宗面前争论起来，这时国库空虚，祭天大典时皇帝竟想免去赐与臣子的银两绸缎，这样可以节省一笔钱。王安石认为国库空虚完全是因为朝臣不知道生财之道。 司马光反驳说：“你的所谓财政，就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。” 王安石道：“不是。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。” 司马光说：“多么荒唐！一个国家的财富是固定的，这笔财富不是在百姓 手中，就是在政府手中。不论你实行什么政策，你就是把百姓手中的钱拿过来一部分交给政府罢了。”好像也有理。司马光的一生就干了这两件事 ，一是编写《资治通鉴》，二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。 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：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和，仅仅是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，在本质上都是为国为民。王安石痛恨司马光之余，也由衷地说：“司马君实，君子人也！”一个令政敌都叹为君子的人，绝对不会是一个小人！司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比王安石要深刻得多，在为变法的问题上斗得死去活来之后，司马光留下了这样的见解：“介甫无它，唯执拗耳”。司马光道德才智当代罕见其匹，但他争理不争利。，他和王安石只是在政策上水火不容。当代一个批评家曾说：“王安石必行新政始允为相，司马光必除新政始允为枢密副使。”有着高度政治敏感的司马光，觉察到了变法的不妥，但具体哪里不妥，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，司马光也无法对变法方桉作出有力辩驳。终其所述只有“不妥”二字。宋神宗说他无理取闹，他不得不远离政治中心出走洛阳，有人劝他弹劾王安石，可是我们的司马大人却一口回绝了：王没有任何私心，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面对身为副宰相的王安石，司马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退让。